《圬者王承福传》韩愈其他诗词:《师说》、《杂说四·马说》、《初春小雨》、《春雪》、《山石》。
《圬者王承福传》韩愈其他诗词:《师说》、《杂说四·马说》、《初春小雨》、《春雪》、《山石》。作者:韩愈。年代:唐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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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。有业之,
其色者自得者。听其言,
约而尽。问之,
王其姓。承福其名。
世为京兆长安农夫。天宝之乱,
发人为兵。持弓矢十叁年,
有官勋,弃之来归。
丧其土田,手衣食,
馀叁十年。舍于市之主人,
而归其屋食之当焉。视时屋食之贵贱,
而上下其圬之以偿之;有馀,
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。又曰:
“粟,稼而生者也;
者布与帛。必蚕绩而后成者也;
其他所以养生之具,皆待人力而后完也;
吾皆赖之。然人不可遍为,
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。故君者,
理我所以生者也;而百官者,
承君之化者也。任有大小,
惟其所能,者器皿焉。
食焉而怠其事,必有天殃,
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。夫镘易能,
可力焉,又诚有功;
取其直虽劳无愧,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;
心难强而有智也。用力者使于人,
用心者使人,亦其宜也。
吾特择其易为无傀者取焉。“嘻!
吾操镘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。有一至者焉,
又往过之,则为墟矣;
有再至、叁至者焉,而往过之,
则为墟矣。问之其邻,
或曰:“噫!
刑戮也。”或曰:
“身既死,而其子孙不能有也。
”或曰:“死而归之官也。
”吾以是观之,非所谓食焉怠其事,
而得天殃者邪?非强心以智而不足,
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?非多行可愧,
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?将富贵难守,
薄宝而厚飨之者邪?抑丰悴有时,
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?吾之心悯焉,
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。乐富贵而悲贫贱,
我岂异于人哉?”又曰:
“功大者,其所以自奉也博。
妻与子,皆养于我者也;
吾能薄而功小,不有之可也。
又吾所谓劳力者,者立吾家而力不足,
则心又劳也。”一身而二任焉,
虽圣者石可为也。愈始闻而惑之,
又从而思之,盖所谓“独善其身”者也。
然吾有讥焉;谓其自为也过多,
其为人也过少。其学杨朱之道者邪?
杨之道,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。
而夫人以有家为劳心,不肯一动其心以蓄其妻子,
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?虽然,
其贤于世者之患不得之,而患失之者,
以济其生之欲,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,
其亦远矣!又其言,
有可以警余者,故余为之传而自鉴焉。
二、注解
圬:(wū)粉刷墙壁。
技:手艺,技能。
业之:以此为职业。
约:简约,简明扼要。
尽:详尽,这里可引申为透辟。
京兆长安:京兆,原意是地方大而人口多的地方,指京城及其郊区。京,大;兆,众多。唐时长安属京兆府,故称京兆长安。
天宝之乱:天宝,唐玄宗(李隆基)年号。天宝十四年(公元755年),边将安禄山、史思明起兵叛唐,史称“安史之乱”。玄宗曾命荣王(李琬)为元帅,在京师招募士兵十一万讨伐安禄山。
官勋:官家授给的勋级。唐制,有功劳者授以没有实职的官号,叫勋官。勋官有十二级。镘子,粉刷墙壁的工具。
市:街市。
屋食:房租和伙食费。
当:相当的价值。
视时:根据当时。
上下:增加或减少。受雇为人劳动。这里作“工价”讲。
稼:种植。
致:尽。
理:治。因唐高宗名治,唐人避讳,用“理”代“治”。
化:教化。
易能:容易掌握的技能。
直:同“值”,价值,这里指报酬。
力:指干体力活。
心:指脑力劳动。勉力、努力。
三、《圬者王承福传》韩愈其他诗词
《师说》、《杂说四·马说》、《初春小雨》、《春雪》、《山石》。四、译文
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。有业之,其色若自得者。听其言,约而尽。问之,王其姓。承福其名。世为京兆长安农夫。天宝之乱,发人为兵。持弓矢十叁年,有官勋,弃之来归。丧其土田,手衣食,馀叁十年。舍于市之主人,而归其屋食之当焉。视时屋食之贵贱,而上下其圬之以偿之;有馀,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。
粉刷墙壁作为一种手艺,是卑贱而且辛苦的。有个人以这作为职业,样子却好像自在满意。听他讲的话,言词简明。意思却很透彻。问他,他说姓王,承福是他的名。祖祖辈辈是长安的农民。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,抽调百姓当兵,他也被征入伍,手持弓箭战斗了十三年,有官家授给他的勋级,但他却放弃官勋回到家乡来。由于丧失了田地,就靠拿着馒子维持生活过了三十多年。他寄居在街上的屋主家里,并付给相当的房租、伙食费。根据当时房租、伙食费的高低,来增减他粉刷墙壁的工价,归还给主人。有钱剩,就拿去给流落在道路上的残废、贫病、饥饿的人。
又曰:“粟,稼而生者也;若布与帛。必蚕绩而后成者也;其他所以养生之具,皆待人力而后完也;吾皆赖之。然人不可遍为,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。故君者,理我所以生者也;而百官者,承君之化者也。任有大小,惟其所能,若器皿焉。食焉而怠其事,必有天殃,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。夫镘易能,可力焉,又诚有功;取其直虽劳无愧,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;心难强而有智也。用力者使于人,用心者使人,亦其宜也。吾特择其易为无傀者取焉。
他又说:“粮食,是人们种植才长出来的。至于布匹丝绸,一定要靠养蚕、纺织才能制成。其他用来维持生活的物品,都是人们劳动之后才完备的,我都离不开它们。但是人们不可能样样都亲手去制造,最合适的做法是各人尽他的能力,相互协作来求得生存。所以,国君的责任是治理我们,使我们能够生存,而各种官吏的责任则是秉承国君的旨意来教化百姓。责任有大有小,只有各尽自己的能力去做,好像器皿的大小虽然不一,但是各有各的用途。如果光吃饭不做事,一定会有天降的灾祸。所以我一天也不敢丢下我泥馒子去游戏嬉戏。粉刷墙壁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技能,可以努力做好,又确实有成效,还能取得应有的报酬,虽然辛苦,却问心无愧,因此我心里十分坦然。力气容易用劲使出来,并且取得成效,脑子却难以勉强使它获得聪明。这样,干体力活的人被人役使,用脑力的人役使人,也是应该的。我只是选择那种容易做而又问心无愧的活来取得报酬哩!
“嘻!吾操镘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。有一至者焉,又往过之,则为墟矣;有再至、叁至者焉,而往过之,则为墟矣。问之其邻,或曰:“噫!刑戮也。”或曰:“身既死,而其子孙不能有也。”或曰:“死而归之官也。”吾以是观之,非所谓食焉怠其事,而得天殃者邪?非强心以智而不足,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?非多行可愧,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?将富贵难守,薄宝而厚飨之者邪?抑丰悴有时,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?吾之心悯焉,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。乐富贵而悲贫贱,我岂异于人哉?”
“唉!我拿着镘子到富贵人家干活有许多年了。有的人家我只去过一次,再从那里经过,当年的房屋已经成为废墟了。有的我曾去过两次,三次,后来经过那里,也成为废墟了。向他们邻居打听,有的说:‘唉!他们家主人被判刑杀掉了。’有的说:‘原主人已经死了,他们的子孙不能守住遗产。’也有的说:‘人死了,财产都充公了。’我从这些情况来看,不正是光吃饭不做事遭到了天降的灾祸吗?不正是勉强自己去干才智达不到的事,不选择与他的才能相称的事却要去充数据高位的结果吗?不正是多做了亏心事,明知不行,却勉强去做的结果吗?也可能是富贵难以保住,少贡献却多享受造成的结果吧!也许是富贵贫贱都有一定的时运,一来一去,不能经常保有吧?我的心怜悯这些人,所以选择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干。喜爱富贵,悲伤贫贱,我难道与一般人不同吗?”
又曰:“功大者,其所以自奉也博。妻与子,皆养于我者也;吾能薄而功小,不有之可也。又吾所谓劳力者,若立吾家而力不足,则心又劳也。”一身而二任焉,虽圣者石可为也。
他还说:“贡献大的人,他用来供养自己的东西多,妻室儿女都能由自己养活。我能力小,贡献少,没有妻室儿女是可以的。再则我是个干体力活的人,如果成家而能力不足以养活妻室儿女,那么也够操心的了。一个人既要劳力,又要劳心,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做到啊!”
愈始闻而惑之,又从而思之,盖所谓“独善其身”者也。然吾有讥焉;谓其自为也过多,其为人也过少。其学杨朱之道者邪?杨之道,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。而夫人以有家为劳心,不肯一动其心以蓄其妻子,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?虽然,其贤于世者之患不得之,而患失之者,以济其生之欲,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,其亦远矣!又其言,有可以警余者,故余为之传而自鉴焉。
我听了他的话,起初还很疑惑不解,再进一步思考,觉得他这个人大概是个贤人,是那种所谓独善其身的人吧。但是我对他还是有些批评,觉得他为自己打算得太多,为别人打算太少,这难道是学了杨朱的学说吗?杨朱之学,是不肯拔自己一根毫毛去有利於天下,而王承福把有家当作劳心费力的事,不肯操点心来养活妻子儿女,难道会肯操劳心智为其他的人吗!但尽管如此,王承福比起世上那些一心唯恐得不到富贵,得到後又害怕失去的人,比那些为了满足生活上的欲望,以致贪婪奸邪无道以致丧命的人,又好上太多了。而且他的话对我多有警醒之处,所以我替他立传,用来作为自己的借鉴。
五、赏析
建筑工人,在旧社会被称作泥瓦匠,略带轻蔑;另有一个书面称号,叫圬者,说白了,就是干脏活的,同样不好听。在封建时代,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是: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,泥瓦匠靠出卖劳动力为生,社会地位底下,被人瞧不起。他们的生平事迹几乎从不载入史册,也很少有人替他们树碑立传。然而,也有例外,唐代著名的大文豪韩愈(公元768~824年),就替一名叫王承福的泥瓦匠正儿八经写过一篇传记,题目是《圬者王承福传》,使得一千多年之后,人们通过这篇八百多字的简要传记,能了解到一名唐代建筑工人的精辟言论和高尚情操。 王承福原先是个地道的农民,家住京兆长安(今西安),世代朝夕以“绣地球”为业,胸对黄土背朝天。安史之乱改变了他的命运,他拿起武器上战场,这一干就是十三个年头。战争结束,脱下战时袍,“复员”后的他本来可以凭着战功当一名小官僚,但是,王承福是个明理的人,他觉得,与其做自己力不胜任的小官吏,不如“回家卖红薯”。因为遭战乱的破坏,家里的土地丧失了,他倔强地拿起瓦刀,凭力气干活,维持生活。 三十多年,他风里来雨里去,整天一把水、一把泥的与建筑工程打交道,一点儿也不觉得辛苦,也不觉得丢什么面子。他住在雇主的家里,按实付给主人房租和伙食费。结余的工钱少得可怜,他却总是拿来救济残疾、患病的贫困人。 在传记中,韩愈如实记录下这位建筑工人所说的话,谈不上是豪言壮语,也没有故作姿态的矫情,然而,句句出自肺腑,令今人读来仍感动不已。“任有大小,惟其所能,若器皿焉。食焉而怠其事,必有天殃,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。夫镘易能,可力焉,又诚有功。取其直,虽劳无愧,吾心安焉……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:责任有大有小,只有各尽自己的能力去做,好像器皿的大小虽然不一,但是各有各的用途。如果光吃饭不做事,一定会有天降的灾祸。所以我一天也不敢丢下泥镘子去嬉戏。粉刷墙壁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技能,可以努力做好,确实有成效,还能取得应有的报酬,虽然辛苦,却问心无愧,因此心里十分坦然……要知道,这话是一千多年前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“农民工”说的呀,多么坦荡的心胸,多么富有哲理的人生感悟! 平凡建筑工人王承福的伟大还不止这些,他对待财富超然豁达的态度,即使在千年之后,仍闪耀着思想的光辉。因为经常出入于达官贵族家庭,替他们建房造屋,对富贵家庭“起高楼、楼塌了”的迅疾变化,王承福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。所谓“君子之泽,五世而斩”,依赖祖先遗留下来的财富过日子,那是靠不住的。王承福说:光吃饭不做事(食焉怠其事)必然遭到天降的灾祸,勉强去干自己才智达不到的事(强心以智而不足),强行选择与才能不相称的事去做(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),富贵也是很难保住的。所以,他老老实实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荣,决不这山望着那山高,整天想入非非,大事干不好,小事又不愿干。王承福够不上是“圣人”,然而,他懂得,人的能力有大小,有多少能力就应该发多大光,这些道理王承福不但跟韩愈说了,一定也身体力行地做到了。 韩愈把王承福看作是学习“杨朱学说”的人,批评他“独善其身”,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,这个结论相当武断,也误解了王承福。韩愈站在“劳心者”的立场,分析“劳力者”的内心世界,难免得出似是而非、隔靴搔痒的结论来。当然,在传记的最后一段中,韩愈亮明自己的观点,替王承福说了公道话:比起那些既担心不能得到利益,又担心失去利益的人(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),为满足自己生活中的欲望,贪图不义之财而忘记道义,因此丢掉性命的人(以济其生之欲,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),那要好得多了。韩愈是身居庙堂之上的高官显爵(吏部侍郎),能够如此评价处于江湖之远的一介草民,并不惜“屈尊”为王承福同志写传记,也真是难为这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显赫的韩昌黎大人了。今天,农民工进城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,学习韩愈精神,端正对农民工的看法,注意从细小处发现他们身上的亮点,应成为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。 《圬者王承福传》辑入宋刻《昌黎先生集》卷十二中,《古文观止》和许多“唐宋八大家”的散文汇编集中,也大都收录了这篇文章。文中铿锵有力的语句,后世广为传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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